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红色经典”文本的地位得以巩固并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方向。同时,“左翼电影文化传统以及延安电影团开创的人民电影事业薪火相传,成为新中国红色电影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延续至今,重温革命理想信仰,传递向上的价值观。
红色电影形成规模类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以长影厂、北影厂和上影厂为基地开始了对红色电影创作叙事模式的探索并形成了生产体系。在这段时期,三大电影厂(长影、北影、上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红色经典”电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红色电影类型并建立了红色电影的类型叙事模式。“长影”集体生产了《神秘的旅伴》(1955)《平原游击队》(1955)《董存瑞》(1955)《上甘岭》(1956)《甲午风云》(1962)等红色影片;“北影”集体则以“北影四大帅”水华、成荫、崔巍和凌子风为主生产了《钢铁战士》(1949)《南征北战》(1952)《青春之歌》(1952)《小兵张嘎》(1963)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上影”集体则生产了《渡江侦察记》(1954)《红色娘子军》(1961)等电影作品。八一电影制片厂生产了《永不消失的电波》(1958)《柳堡的故事》(1957)《农奴》(1963)等影片。
红色电影形成了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为代表构建了红色电影叙事体系,比如红色基调、复仇和成长的叙事原型、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和情节架构、牺牲和拯救的主题等。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转变,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不断加深,中国电影迎来了市场化时期,红色电影也因时而变,但其蕴含的革命理想信仰、“红色”情怀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
中国电影进入市场化后,这一时期的电影指导思想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套改革开放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创作“指导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红色经典电影开始以主旋律电影的身份传达“红色”情怀。到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前后,各制片厂拍摄完成了《彭大将军》(1988)《开国大典》(1989)《焦裕禄》(1990)《大决战》(1991)《周恩来》(1991)《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开天辟地》(1991)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此后,一系列主旋律电影诞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重庆谈判》(1994)《七七事变》(1995)《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孔繁森》(1996)《长征》(1997)《毛泽东与斯诺》(2000)《太行山上》(2005)等电影作品。向党献礼的主旋律电影也成为惯例。
电影市场化后的票房为电影带来了生机,也大大刺激了主旋律电影,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主旋律电影,挖掘主旋律电影思想价值背后的市场价值。主旋律电影要有思想深度,同时也要有观众即市场,将这二者进行结合一直是其探索的方向。2009年,《建国大业》的成功为主旋律电影打开了市场的大门,《建国大业》集结了众多明星,其中很多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上映时更是出现了“全民数星星”的热点话题。明星的强大号召力为影片带来了很高的关注度,《建国大业》取得了三天票房过亿,最终票房4.23亿的成绩。
同年《风声》《十月围城》的扎堆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方向,明星加盟成为主旋律电影的突破口之一,也形成了一阵主旋律电影热潮。
到2011年献礼建党90周年之际,一批云集明星的主旋律电影出世,《建党伟业》《钱学森》《湘江北去》等影片与其他类型影片一同在电影市场中“百舸争流”,影片《湘江北去》更是探索青春、浪漫、励志路线。
此后,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探索更加成熟。2012年《听风者》,2014年《智取威虎山》,2015年《战狼》,这些主旋律影片的商业片类型化处理更加成熟。《智取威虎山》的票房大卖就是最好的证明。
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是武侠化的战争动作片,充满了徐克式的江湖侠义之情,影片竭力塑造杨子荣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主旋律电影的价值内核。《战狼》的出现引发了业内的关注,影片设置了铁血英雄的男女情感,这也是其与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人物塑造上又迈进了一步,增加了观众对人物的认同感。
新时代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红色电影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其价值不止是对红色电影叙事模式的传承、重构、再造,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的价值观。新世纪,人们的价值观也在进行重构和再造,物欲横流的时代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重新诠释红色电影,使其继续担任沟通社会各阶层情感和记忆,引导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时代下年轻一代的价值导向的功能是当下不可缺失的举动。红色电影传承下来的革命文艺传统,有理想、有信仰的价值观仍然是新世纪年轻一代所需要信奉的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红色电影再次来袭,向党和人民献礼,向伟大的中国梦献礼!